断案中的情应以事实为主不严刑逼供不听人诽谤不牵连其他以示其聪

断案中的情，应以事实为主，不严刑逼供，不听人诽谤，不牵连其他以示其聪明，官吏应查明实情，不逞口舌之巧虚构事实，不使狱吏徇私枉法。孔子说：“古人审理案子，是为被告的人寻找生存的理由，现在审案，是要将其置于死地。”因此，虚构事实，破坏法律，错误会越来越重。《淮南子》上写道：“沣水有十仞深，可是把金铁放在里面也看得见。如果水不清或者很浅，鱼和鳖也不会在里面生存。”现在，官员认为苛刻就是明察，把刻薄下属当成忠心，告发的人多就是有功，就像一大张皮革，虽然大，却容易断裂。其实，赏赐应该从重，处罚应该从轻，君王应宽厚为怀，这是历代帝王普遍的治国之术。刑罚的轻重，恩情的厚薄，感念或嫉恨，怎可同日而语！法律，犹如国家的准绳和天平，天平是用来称重量的，准绳是用来测定曲直的。法律贵在宽大公平，可是，如今法律的轻重全由人的喜怒而定。这等于舍弃准绳以正曲直，抛开天平来定轻重，怎能让人不疑惑？诸葛亮只是小国蜀国的臣相，他还说：“我的心是一杆秤，不能因人而使标准有别。”更何况大国的君主呢？在天下升平的时候，却任由心性好恶，放弃法律的公平，这不是让老百姓心生怨恨吗？

又时有小事，不欲人闻，则暴作威怒，以弭谤议。若所为是也，闻于外，其何伤？若所为非也，虽掩之，何益？故谚曰：“欲人不知，莫若不为；欲人不闻，莫若勿言。”为之而欲人不知，言之而欲人不闻，此犹捕雀而掩目，盗钟而掩耳者，只以取诮，将何益乎？臣又闻之，无常乱之国，无不可理之民者。夫君之善恶由乎化之薄厚，故禹、汤以之理，桀、纣以之乱；文、武以之安，幽、厉以之危。是以古之哲王，尽己而不以尤人，求身而不以责下。故曰：“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为之无已，深乖恻隐之情，实启奸邪之路。温舒恨于曩日，臣亦欲惜不用，非所不闻也。臣闻尧有敢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汤有司过之史，武有戒慎之铭。此则听之于无形，求之于未有，虚心以待下，庶下情之达上，上下无私，君臣合德者也。魏武帝云：“有德之君乐闻逆耳之言、犯颜之诤，亲忠臣，厚谏士，斥谗慝，远佞人者，诚欲全身保国，远避灭亡者也。”凡百君子，膺期统运，纵未能上下无私，君臣合德，可不全身保国，远避灭亡乎？然自古圣哲之君，功成事立，未有不资同心，予违汝弼者也。

有时发生了一些小事，朝廷不想让别人知道，就以威严和权力压人，以此来消除舆论。只要做得对，让老百姓知道又何妨呢？如果做得不对，掩盖又有何用？所以，谚语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若要人不听见，不如自己不说。”做了却想不被人知，说了而不想让人听到，就像遮住眼睛捕捉麻雀，掩住耳朵去偷钟，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其实是荒唐可笑的举动。我又听说，没有永远动荡的国家，没有不能被治理的百姓。百姓的善恶是根据教化的厚薄而定的，所以，大禹、商汤时天下太平，夏桀、商纣时天下大乱；周文王、周武王时国泰民安，周幽王、周厉王时遭到危亡。所以古代圣明的帝王，尽心尽力却不埋怨别人，严于律己却不随便责备臣下。《左传》说：“大禹、商汤责备自己，故国家兴旺；夏桀、商纣怪罪别人，所以迅速灭亡。”苛责过多，与恻隐之心相违，其实是为奸邪打开了方便之门。汉代温舒曾上书说狱吏太残酷，只可惜不被采纳，并不是君王不知道。我听说，尧帝设置了进谏用的锣鼓，舜帝设置惩罚诽谤之人的木板，商汤有专门处罚官吏过错的史官，周武王在桌几、盘碟、盆盖上写有告诫自己要谨慎的铭文，这样做是防微杜渐，虚心接受各方意见的表现。魏武帝说：“有德的君王高兴听到逆耳的忠言，他们亲近忠臣，厚待进谏的臣子，斥退小人，是希望保全自身和国家，避免灭亡。”凡是君子，只要应时而出，就算不能使上下都放弃私心，君臣同心同德，也必能安身保国，又岂会使社稷败亡？自古以来的圣贤明君，凡是成就功名、建立事业者，没有不赞成这个道理的，我们为何要违背它呢？

昔在贞观之初，侧身励行，谦以受物。盖闻善必改，时有小过，引纳忠规，每听直言，喜形颜色。故凡在忠烈，咸竭其辞。自顷年海内无虞，远夷慑服，志意盈满，事异厥初。高谈疾邪，而喜闻顺旨之说；空论忠谠，而不悦逆耳之言。私嬖之径渐开，至公之道日塞，往来行路，咸知之矣。邦之兴衰，实由斯道。为人上者，可不勉乎？臣数年以来，每奉明旨，深惧群臣莫肯尽言。臣切思之，自比来人或上书，事有得失，惟见述其所短，未有称其所长。又天居自高，龙鳞难犯，在于造次，不敢尽言，时有所陈，不能尽意，更思重竭，其道无因。且所言当理，未必加于宠秩，意或乖忤，将有耻辱随之，莫能尽节，实由于此。虽左右近侍，朝夕阶墀，事或犯颜，咸怀顾望，况疏远不接，将何以极其忠款哉？又时或宣言云：“臣下见事，只可来道，何因所言，即望我用？”此乃拒谏之辞，诚非纳忠之意。何以言之？犯主严颜，献可替否，所以成主之美，匡主之过。若主听则惑，事有不行，使其尽忠谠之言，竭股肱之力，犹恐临时恐惧，莫肯效其诚款。若如明诏所道，便是许其面从，而又责其尽言，进退将何所据？欲必使乎致谏，在乎好之而已。故齐桓好服紫，而合境无异色；楚王好细腰，而后宫多饿死。夫以耳目之玩，人犹死而不违，况圣明之君求忠正之士，千里斯应，信不为难。若徒有其言，而内无其实，欲其必至，不可得也。

以前在贞观初期，陛下兢兢业业、身体力行，虚怀若谷、谦虚待人。因为您闻善必行，即使偶尔有小过失，都可以接纳忠言规谏，每当听到直言良谏，都会喜形于色。因此只要是忠烈之士，都竭尽自己的忠诚来进谏。但近年来，四海升平，外族降服，陛下志得意满，处理事务就跟以前不同了。高谈阔论自己如何痛恨邪恶，却只喜欢听阿谀之辞，空口说倡导直言敢谏的行为，却厌恶逆耳之言。私心渐起，公道日消，路上来往的普通百姓，都知道了这种变化。自古国家的兴盛与衰亡，无不因此而起。作为至高无上的君主，难道不应该以此自勉吗？数年以来，我每次接到圣明的旨意，都非常担忧群臣不能竭尽忠诚直言国政的得失。我认真思考了这个问题，发现近来臣子上书，不敢畅所欲言。如果所述之事有所出入，就只看到您批评其缺点，而不见表扬其长处。再加上您的地位至高无上，龙鳞难犯，臣子偶尔有机会，也不敢轻率进言，即使有时上书，也不能全部表达其意，事后再想进言，却找不到机会了。而且就算进谏者所说的合情合理，也未必能加官晋爵得到荣宠；但是如果万一忤逆圣意，就会落得耻辱的结局。群臣不能尽忠直言，可能就是因此而起的。即使您左右的侍从，与您朝夕相处，但遇到触犯龙颜之事，都心怀顾虑。更何况一些被疏远的下臣、百姓，又怎么能够竭尽自己的中肯之意呢？您曾经宣称：“臣子有事，只管前来进谏，但为什么任何意见，都希望我能采纳呢？”这其实是拒绝进谏之辞，而非接纳忠言的意思。为什么这样说呢？臣子冒着顶撞圣上的危险进谏，实则在成就君王的美名，纠正君王的过失。如果君主一听见直谏心里就不痛快，所提的建议也未必能实行，即使让臣子们尽情直言心中所想，竭尽全力辅佐帮助，仍然会担心臣子们因为恐惧而不能尽忠。如果像陛下的诏书那样，就是一方面要臣子顺从自己的言行，另一方面又要臣子直言敢谏，那么臣子应该根据什么样的标准来进退呢？如陛下定要使臣下决心直谏，那也不难，只要陛下真心喜欢就可以了。因此过去齐桓公喜欢穿紫色的衣服，结果国境之内的臣民再没有穿其他颜色的服饰；楚王喜欢细腰的美女，结果后宫佳丽很多都饿死了。像这些供耳目之娱的行为，国人尚且宁愿豁出性命去追求，何况是明君征召天下忠诚中正之士，那些忠诚中正之士不远千里来应招，必定并非难事。如果只是嘴里说说罢了，而没有切实实行的打算，却要想听到臣下的忠言，是万万不可能的。

太宗手诏曰为省前后讽谕，皆切至之意，固所望于卿也。朕昔在衡门，尚惟童幼，未渐师保之训，罕闻先达之言。值隋主分崩，万邦涂炭，惵惵黔黎，庇身无所。朕自二九之年，有怀拯溺，发愤投袂，便提干戈，蒙犯霜露，东西征伐，日不暇给，居无宁岁。降苍昊之灵，禀庙堂之略，义旗所指，触向平夷。弱水、流沙，并通轩之使；被发左衽，皆为衣冠之域。正朔所班，无远不届。及恭承宝历，寅奉帝图，垂拱无为，氛埃靖息，于兹十有余年，斯盖股肱罄帷幄之谋，爪牙竭熊罴之力，协德同习，以致于此。自惟寡薄，厚享斯休，每以抚大神器，忧深责重，常惧万机多旷，四聪不达，战战兢兢，坐以待旦。询于公卿，以至隶皂，推以赤心。庶几明赖，一动以钟石；淳风至德，永传于竹帛。克播鸿名，常为称首。朕以虚薄，多惭往代，若不任舟楫，岂得济彼巨川？不藉盐梅，安得调夫五味？赐绢三百匹。

唐太宗看后，亲自写了诏书作为答复为我仔细看了你前后几次充满讽谕的奏疏，所看到的内容都情真意切，这本来就是我对你所寄予厚望之处。我当年生长在民间，年幼时，没有得到老师的训诫，也很少听到先哲的至理名言。并且正遇到隋炀帝荒淫无道，隋代分崩离析，生灵涂炭，天灾人祸，老百姓流离失所。我十八岁就怀有拯济天下之心，投身军旅，手持刀枪，不畏寒暑，东征西讨，劳碌终日，没有一天过得安宁。幸而苍天有眼，遵守庙堂的韬略，使义军所到之处，都能所向披靡。弱水、流沙这些偏远蛮夷之地都派遣使者来进贡；风俗大相径庭的异族，也都身穿华夏服装。国家法律颁布之后，没有不能到达的地方。我接管天下，登上皇位，继承先帝留下的基业，休养生息，崇尚无为而治，四海升平，尘埃不起，已经十几年了。这全都仰仗众位文臣运筹帷幄，武将竭尽骁勇，戮力同心，才取得了如此辉煌的业绩。可是我是一个寡德少能的人，却享受着如此洪福，一想到自己肩负天下重任，忧患责任深重，总是担心政治得失，不能兼听四方民众的疾苦，因此常常战战兢兢，夜不能寐。我常常询问公卿大臣，甚至是下臣小吏，与他们推心置腹，以希望自己能够耳聪目明，做出一番能够垂范后世的功德，将其刻于钟鼎碑石之上；让我们大唐的德风，能够永垂史册。能够协助我传播盛名伟业的人，我一直把你当成第一个。我因为自己才德微薄，愧对前世圣君明主，如果不能依靠贤明大臣的辅佐，怎么能够建立起宏伟功业呢？就好像如果不使用船和桨，怎么能够渡过大江大河？不放盐和梅，怎么能够调制出鲜美的羹汤呢？因此，赐给你绢三百匹以示嘉奖。

公平乃君道之一。唐太宗说：“君人者，以天下为公，无私于物。用人但问堪否，岂以新故异情？”在具体处理秦府旧兵并授以武职之事时，能坚持“惟有才行是任”的原则。在处理长孙无忌佩刀入阁问题时，认为“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何得以无忌国之亲戚，便欲挠法耶”。甚至在牵涉内宫太后、公主的时候，也能接受魏徵“若令公主之礼有过长公主，理恐不可”的意见。这种不徇私情的言行，对一个古代君王来说，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贞观初，有上书请去佞臣者，太宗谓曰：“朕之所任，皆以为贤，卿知佞者谁耶？”对曰：“臣居草泽，不的知佞者，请陛下佯怒以试群臣，若能不畏雷霆，直言进谏，则是正人，顺情阿旨，则是佞人。”太宗谓封德彝曰：“流水清浊，在其源也。君者政源，人庶犹水，君自为诈，欲臣下行直，是犹源浊而望水清，理不可得。朕常以魏武帝多诡诈，深鄙其为人，如此，岂可堪为教令？”谓上书人曰：“朕欲使大信行于天下，不欲以诈道训俗，卿言虽善，朕所不取也。”

贞观初年，有人上书请求斥退皇帝身边那些奸佞的臣子，唐太宗对上书的人说：“我任用的人，我认为都是贤臣，那你知道的佞臣是谁呢？”那人回答说：“我住在民间，的确不知道谁是佞臣。请陛下假装发怒，来试一试身边的大臣们，如果谁不怕雷霆之怒，直言进谏，那就是正直的人。如果谁一味依顺陛下，不分曲直地迎合皇上的意见，那就是奸佞的人。”唐太宗回头对封德彝说：“流水是否清浊，关键在于源头。君主是施政的源头，臣民就好比流水，君主自己行为奸诈，却要臣下行为正直，那就好比是水源浑浊而希望流水清澈，这是根本办不到的。我常常认为魏武帝曹操言行多诡诈，所以很看不起他的为人，现在如果让我也这么做，不是让我效仿他吗？这不是实行教化的办法！”于是，唐太宗又对上书的人说：“我要使诚信行于天下，不想用诈骗的办法去治理国家，你说的话虽然出自好意，但我不能采纳。”

贞观十年，魏徵上疏曰为臣闻为国之基，必资于德礼，君之所保，惟在于诚信。诚信立则下无二心，德礼形则远人斯格。然则德礼诚信，国之大纲，在于君臣父子，不可斯须而废也。故孔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又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诚在令外。”然则言而不信，言无信也；令而不从，令无诚也。不信之言，无诚之令，为上则败德，为下则危身，虽在颠沛之中，君子之所不为也。

贞观十年，魏徵上疏说为我听说国家的基础，在于道德和礼教；君子要保住名声，在于诚实信用。有了诚信，就不会产生二心；道德和礼教形成了，远处的人也按照这样的道德和礼教规范来做事。道德、礼教、诚实、信用是国家的纲领，存在于君臣、父子关系之中，一刻都不能丢弃。所以孔子说：“君王以礼对待臣子，臣子以忠心侍奉君王。”还说：“自古人终有一死，人不讲信用就无立足之地。”文子说：“语言是用来表达承诺的，而信用应该在言语之前。接受命令开始行动，而信用应在命令之外。”说了却不做，是言而无信；接受了命令却不执行，是没有诚意。没有信用的话和没有诚意地接受命令，如果是君王，就会败坏名声，如果是臣下，就会危及生命。因此，即使身不由己，处境艰难，君子也不要做有失诚信的事情。

自王道休明，十有余载，威加海外，万国来庭，仓廪日积，土地日广，然而道德未益厚，仁义未益博者，何哉？由乎待下之情未尽于诚信，虽有善始之勤，未睹克终之美故也。昔贞观之始，乃闻善惊叹，暨八九年间，犹悦以从谏。自兹厥后，渐恶直言，虽或勉强有所容，非复曩时之豁如。謇谔之辈，稍避龙鳞；便佞之徒，肆其巧辩。谓同心者为擅权，谓忠谠者为诽谤。谓之为朋党，虽忠信而可疑；谓之为至公，虽矫伪而无咎。强直者畏擅权之议，忠谠者虑诽谤之尤。正臣不得尽其言，大臣莫能与之争。荧惑视听，郁于大道，妨政损德，其在此乎？故孔子曰“恶利口之覆邦家者”，盖为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