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是中国古代典籍名篇之一，原是《礼记》中的一篇，在唐代以前并没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至唐代，韩愈等引用《大学》，开始为人所注目。到宋代，理学创始人程颢、程颐非常重视《大学》，称之为：“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南宋理学集大成者朱熹说：“天运循环，无往不复。宋德隆盛，治教休明。于是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实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为之次其简编，发其归趣，然后古者大学教人之法、圣经贤传之指，粲然复明于世。”后来朱熹又在二程基础上，重新别为次序，分经一章，传十章，并认为格物致知章已缺失，作了著名的《补传》。朱熹对大学的解释，是一种重新阐释，换言之，是从理学角度的新解。充分体现了心性之学，使《大学》升华为哲学。从此理学不仅接续道统之传，还有了自己的规模和节次。

朱熹说：《大学》是“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而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者也”。规模：“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朱熹称之为“三纲领”；节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朱熹称之为“八条目”。朱熹认为“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一个“独”字，充分说明了本篇文献的重要性。由于朱熹把《大学》纳入《四书集注》之中，宋理宗时，理学名臣真德秀更作《大学衍义》，向皇帝进讲《大学》，《大学》成了政治读物。到元代文化转型期，《四书集注》成为各级学校必读书，士子求取功名利禄的考试书，整整五百九十二年，读书人昼夜攻读，不仅《大学》本文烂熟于心，就是章句也牢牢铭记。

但不是人人都固守朱注，反对朱注者也不乏其人。如明代王阳明就不赞成朱熹改正《大学》，而是持守古本，不是像朱熹那样突出格物穷理，而是注重诚意。王学在明代中后期成为学术界主导思潮，王门弟子遍布大江南北。但朱学也不乏传人，科举仍以《四书章句集注》为圭臬，因此，王学仍为民间之学。

清代考证学兴起，许多人摆脱理学，崇尚汉学，对“四书”有许多新解，更倾向古籍本义，但《大学》，特别是《中庸》，朱注还无法被取代。

到近代，孙中山先生表彰《大学》。他赞赏《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养目标和修养方法，认为这些都是“应该要保存”的中国的“独有宝贝”。以《大学》为规模和节次的中华文明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关于《大学》的作者，《礼记》并无说明，朱熹认为首章“经”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朱熹认为《大学》大体为曾子思想，但此书可能为曾子后学所写定。

曾子（前505—前435）名参，字子舆，孔子著名弟子，春秋鲁国南武城人。其事迹及言论见于《论语》。《汉书·艺文志》著录《曾子》十八篇，已遗失。《大戴礼记》中有《曾子》十篇，但无《大学》。

关于本书整理形式，可参见《中庸译注》前言。

王国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