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者州前捶大鼓，嗣皇继圣登夔皋。赦书一日行万里，罪从大辟皆除死。迁者追回流者还，涤瑕荡垢清朝班。州家申名使家抑，坎坷只得移荆蛮。

方崧卿《韩集举正》卷一曰：“以文意考之，盖言追还之人，皆得涤瑕垢而朝清班，惟己为使家所抑，故只量移江陵也。”使家指当时担任湖南观察使的杨凭。陈景云《韩集点勘》卷一曰：“公自阳山遇赦，仅量移江陵法曹，盖本道廉使杨凭故抑之，赠张功曹诗所谓‘州家申名使家抑，坎坷只得移荆蛮’是也。时韦、王之势方炽，‘凭之抑公，乃迎合权贵意耳。’”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补释则曰：“杨凭为柳宗元妻父，自必仰承伾、文一党意旨。公与（张）署之被抑，宜也。”联系前此的阳山之贬，再和眼前的形势联系起来，使得韩愈更加怀疑，这些事情的背后确由王叔文一伙人在操纵。其时王叔文党已经逐渐失势，但杨凭还是能够利用权势阻难他回朝。韩愈前遭打击，后遭压抑，不由得对王叔文一伙增加了敌对的情绪。

韩愈政治上的升沉，和王叔文一党力量的消长成反比。等到这一集团正式登台，韩愈才更明确认识到自己屡遭厄难的原因；等到这一集团垮台，才看到了抬头的机会。于是他在《忆昨行和张十一》一诗中又说：

念昔从君渡湘水，大帆夜划穷高桅。阳山鸟路出临武，驿马拒地驱频。践蛇茹蛊不择死，忽有飞诏从天来，伾、文未揃崖州炽，虽得赦宥恒愁猜。近者三奸悉破碎，羽窟无底幽黄能。眼中了了见乡国，知有归日眉方开。

但令人费解的是，韩愈在什么事情上得罪了王叔文集团？他在朝时，这一集团还未走向前台，他们的政治措施，还未公之于世，韩愈即使暗中计议，也难于具体论列。想来当是柳宗元、刘禹锡等人与之过往甚密，韩愈凭着自己的政治经验，对二王的作风有所评议，在柳、刘面前表露过，或者进行过规劝，希望他们不要轻躁冒进。其时韩愈还作有《君子法天运》诗，内云：“君子法天运，四时可前知；小人惟所遇，寒暑不可期。利害有常势，取舍无定姿。焉能使我心，皎皎远忧疑。”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卷二以“此诗为刘禹锡、柳宗元比伾、文而作”，或许接近事实。当时韩愈曾经申述过自己的观点，其后他就遭到一系列的打击和迫害，这就不能不使他怀疑到这两位好友泄露了“语言”。

永贞元年八月，宪宗即位，标志着王叔文集团的败端已露，韩愈乃得量移江陵法曹参军。当他路过岳阳时，作《岳阳楼别窦司直》一诗，重提此事。

念昔始读书，志欲干霸王，屠龙破千金，为艺亦云亢。爱才不择行，触事得谗谤，前年出官由，此祸最无妄。公卿采虚名，擢拜识天仗，奸猜畏弹射，斥逐恣欺诳。新恩移府廷，逼侧厕诸将，于嗟苦驾缓，但惧失宜当。……

窦庠随作《和韩十八侍御登岳阳楼》一诗，但对韩愈的牢骚不置只字。可能因为事出暧昧，旁人无从了解真相，因此对于韩愈前此遭贬之事略而不谈。

是年九、十月间，王叔文集团的政治斗争宣告失败，刘禹锡遭严谴，贬为连州刺史，正路过江陵，从而获得与韩愈见面的机会。这时的政治形势已经彻底改变。根据当时的政治标准来看，韩愈大义凛然，见机先觉，与李实、王叔文等人做坚决的斗争，虽遭迫害而终不动摇，可以说是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在政治品德上博得了声望。刘禹锡等人则因轻躁幸进篡窃权柄而被远斥，政治上处于下风。在韩愈看来，刘禹锡等人正是因为不听从他的“语言”，所以才落得这种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