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代较早的杨慎，虽然对严羽之说已有修正，但对《黄鹤楼》诗的成就还是维护的。《升庵诗话》卷十：“宋严沧浪取崔颢《黄鹤楼》诗为唐人七言律第一，近日何仲默、薛君采取沈佺期‘卢家少妇郁金堂’一首为第一，二诗未易优劣。或以问予，予曰：‘崔诗赋体多，沈诗比兴多。以画家法论之，沈诗披麻皴，崔诗大斧劈皴也。’”这种调停之论，后人也不能接受，一再遭到批驳。

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五推尊杜甫《登高》“为古今七律第一，不必为唐人七律第一”。他还具体申述道：“‘卢家少妇’体格丰神，良称独步，惜颔颇偏枯，结非本色。崔颢《黄鹤》，歌行短章耳。太白生平不喜俳偶，崔诗适与契合，严氏因之，世遂附和，又不若近推沈作为得也。”这里说明明人和宋人的文学见解已经格格不合。

胡应麟做进一步的分析，更能看清这一时代的人品评作品时兴趣何在。他说：“《黄鹤楼》、‘郁金堂’皆顺流直下，故世共推之。然二作兴会适超而体裁未密，丰神故美而结撰非艰。若‘风急天高’，则一篇之中句句皆律，一句之中字字皆律，而实一意贯串，一气呵成。骤读之，首尾若未尝有对者，胸腹若无意于对者；细绎之，则锱铢钧两，毫发不差，而建瓴走坂之势，如百川东注于尾闾之窟。至用句用字，又皆古今人必不敢道，绝不能道者。真旷代之作也。”这里正是着眼于《登高》一诗组织的工致而立论的。而胡应麟所反复称叹的，已是严羽视为低于“气象混沌”的“彻首尾成对句”者。可见明人的论诗，已与严羽的初衷不合。

综上所言，可以知道：严羽与明人虽然都推崇盛唐诗歌，但实质上却有很大的不同。严羽推重的唐诗，是指那些保留着很多汉魏古诗的写作手法而呈现出浑朴气象的诗歌；明人推重的近体诗，是指那些写作技巧全然成熟而表现为精工得当的作品。因此，这两种学说之间虽似一系相承，然而随着时代和创作潮流的演变，内涵已有不同。这是探讨我国诗歌发展史时应当注意的地方。

到了清代，明人的意见更是进一步得到了加强。大家的看法差不多已趋一致，论诗注重格律，强调的是诗体之正。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八首引严羽、何景明、薛蕙之说，又引杨慎两可之论，然后下判断说：“愚谓沈诗纯是乐府，崔诗特参古调，皆非律诗之正。必取压卷，惟老杜‘风急天高’一篇。气体浑雄，剪裁老到，此为弁冕无疑耳。……至沈、崔二诗必求其最，则沈诗可以追摹，崔诗万难嗣响。崔诗之妙，殷璠所谓‘神来、气来、情来’者也。升庵不置优劣，由其好六朝、初唐之意多耳。尤西堂乃谓崔诗佳处止五六一联，犹恨以‘悠悠、历历、凄凄’三叠为病。太白不长于律，故赏之；若遭子美，恐遭‘小儿’之呵。嘻！亦太妄矣。”然而不管潘氏的语气何等婉转，崔颢《黄鹤楼》一诗，以其不合明清人对七律的要求，从头到尾遭到指摘，已是无可挽回的趋势。严羽以盛唐为法的真意，已被后代那些宗奉者扬弃了。

参加本书的译者，有年过老髦的、古稀的，也有耳顺之年、艾壮之年的，他们在今注的基础上，对译文进行加工修饰，字字句句推敲、斟酌，以精益求精的态度，后出转精的要求，尽力译好这部书。正如前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主任周林先生所说：“凡能读懂报纸的人就能读懂它了。”但是由于古文深奥，有些行文跳跃，又常用典，翻译起来是煞费心思的。古籍今译是“看似轻易，实则艰巨”的任务。所以本书译文欠妥之处，请专家、读者不吝指正。